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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让善款公开透明

  

  立法历时十年 慈善法16日表决

  昨天下午,《慈善法(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3月16日,草案将在全国人大闭幕大会上进行表决。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从2005年民政部对慈善法立项至今,已经历时十年有余。

  在公开的三次草案审议稿中可以看到,草案每次公开征集意见和提请审议后,都会有较大幅度的修改,因此慈善法也被各界称赞为“开门立法”的典范。

  十年波折

  《慈善法》终于要来了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这是“慈善”二字首次出现在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机构名称中。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民众对慈善的认识是模糊甚至是负面的,甚至慈善曾一度被称为“剥削阶级欺骗人民的鸦片”。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媒体在报道慈善活动时也大多会使用“公益”、“献爱心”、“学雷锋”等词语,而不会直接使用慈善的概念。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慈善一词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第一部慈善方面的法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出台。当时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是海外的华人华侨,而在国内,慈善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但一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引导,2005年,在民政部的主导下,《慈善法》立法得以启动。然而由于人们对慈善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方的意见无法调和,立法进程历经坎坷。其实,《慈善法》曾在2009年就被列入了年度立法预备项目,但最终因为分歧仍然较大,计划被束之高阁。

  转折始于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2014年,国务院召开常务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慈善问题,去年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即,《慈善法(草案)》也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意味着立法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昨天下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体代表审议了《慈善法(草案)》,3月16日,全体代表将对草案进行表决。

  意义深远

  规范扶危济困 催生“大慈善”

  “慈善事业其实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它能激发社会活力,动员社会资源,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一部弘扬社会爱心的法律,其意义远远大于捐赠的金钱本身。

  但民众近些年来提起“慈善”,不乏调侃和质疑。公众的不信任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公开数据显示,在2006年,我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额为100亿元人民币,而在2007年这个数字就上涨到了300亿元,2008年全年更是超过了1000亿元。但自此之后,捐赠总额就一直在1000亿元上下波动,慈善行业的发展陷入了瓶颈。

  “以往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几部条例和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邓国胜认为,我国急需出台一部更好保护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权益的法律。

  慈善不仅仅是扶危济困,科教文卫、环保等领域都属于慈善的范畴,草案将这些都纳入了慈善的定义。“这就是我们说的‘大慈善’”,邓国胜表示,慈善事业践行的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而当下的社会、经济形势,也迫切需要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也正是这部《慈善法》能够亮相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的意义所在。相比起历次能够“上会”的《物权法》、《反分裂国家法》这种“大部头”,《慈善法》显得分量有些不足。但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慈善法》表达了很高的期待,希望通过《慈善法(草案)》的审议和实施,能够更好地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让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业。

  最大亮点

  开门立法 三审稿仍有大变动

  在《慈善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全过程中,“开门立法”一词时常被媒体提及。在邓国胜看来,这是这次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亮点。

  “一部好的法律,公众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涉及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的时候,更是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邓国胜坦言,在以往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度是很低的,而《慈善法》在这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

  通常一部法律从公开草案结束到提请大会审议,其实立法程序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过程中一般不会再对条文有过多的变动和调整。而《慈善法》从草案二审稿到昨天下午亮相的全国人大审议稿,仍然作了多处实质性的修改。就在提请审议的几天前,多名人大代表还在不断呼吁,希望立法机关能够采纳自己的提案。

  “作为学者,我看到有很多学界的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各方的意见也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邓国胜表示,这是值得被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学习的。(记者 刘苏雅)

  

  慈善法让善款公开透明

  善款如何才能“放心捐”?捐钱必须经过慈善组织吗?个人能否发起网络募捐……随着慈善法草案的提请审议,公众有不少疑惑需要厘清。专家学者对法律草案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放开注册

  不再四处“找婆婆”

  过去慈善机构的组织登记是“双重管理体制”,即需要接受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但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是多数慈善机构面临的窘境,业内人士戏称这一过程为“找婆婆”。而无法登记注册,就意味着没有合法性,更谈不上组织的发展。

  而《慈善法》草案取消了这一规定,现在慈善组织只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即可。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表示,为慈善组织赋予了合法性,是《慈善法》最重要的意义。

  信息公开

  善款流向更透明

  因为郭美美等事件,“信息公开”成为了慈善界一道不可回避的命题。

  放开注册的同时,相关部门也不能放松监管。对于慈善组织的责任和义务,草案也有明确规定,其中信息公开是重中之重。草案规定,信息公开要遵循真实、完整、及时的要求,如果违反了信息公开义务,民政部门将对其依法处理。

  但信息公开应该做到何种程度?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表示,目前仅有对基金会进行管理的《基金会信息披露办法》,更详细的要求还需要等待后续的实施细则来作进一步的规范。毕竟信息披露是有成本的,不能无限度地要求慈善组织进行信息公开。《慈善法》提出的是原则性的指引,也是慈善文化的培养。

  慈善信托

  受托人范围将扩大

  在提交审议的《慈善法》三审稿中,相较于二次审议稿仍有许多进步。其中,慈善信托一章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慈善信托是以实现社会慈善事业为目的,并以全社会或部分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信托。信托机构可以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对其托管在机构中的资金进行调配。例如王大爷希望定向捐助一批贫困大学生,他便可以将资金委托给信任的信托机构,让信托机构代为寻找合适的捐助对象并完成资助。

  “信托是很简便的机制,很多西方国家的慈善都是从公益信托开始的。”邓国胜说,公益信托的概念早在《信托法》制定时就存在,但因为制度衔接不畅,一直没能实施。此次《慈善法》将其专章规定,可见其重要性。

  慈善信托的受托人范围略有扩大,在二审稿中只有慈善组织可以运行慈善信托,三审则将信托公司也纳入其中。邓国胜表示,信托公司对资金的运作能力显然优于慈善机构,加上草案中规定了只要依法进行慈善信托备案就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机制,可以预期慈善信托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前景。

  网络募捐

  放宽慈善组织资格限制

  慈善组织可以在网上公开募捐吗?

  记者注意到,和二次审议稿相比,昨天提请审议的慈善法草案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作出最新规定。草案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也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这一规定放宽了对具备在自家网站上进行募捐的慈善组织资格的限制,取消“在省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限制条件。

  个人募捐

  朋友圈募捐属违法

  《慈善法》草案明确规定,个人不能成为募捐行为的发起人,这就引发了大家的疑问,如果以个人名义发起求助,算不算违法呢?因为我们常常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这样的求助信息,“某某朋友家孩子身患重病,急需费用××万元,希望大家伸出援手,献出爱心”。

  “我们要区分公益慈善和私益慈善,个人求助并不在《慈善法》的规制范围内。”邓国胜表示,个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社会求助,如果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加以救济,那么两个人之间其实是一种赠与的关系,而并非是公益捐赠。

  因此通过慈善组织的专业运作和资源调配,让合适的人能得到恰当的资助,是法律的导向。“个人是没有专业知识来识别对方的需要的,谁最需要救助,怎样才能保证资助的公平和效益最大化,这就需要专业的慈善组织了。”邓国胜说。

  而在公益慈善的范畴内,个人没有资格发起募捐,只有有资质的慈善组织可以在指定的媒体、网络平台发布募捐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一个需要救助的对象,代其在朋友圈、微博等途径发布募捐信息,这一行为就属于违法行为。

  但贾西津对此表达了顾虑,认为限制慈善活动的主体,有可能会导致个人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下降。“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由法律去管理慈善行为,不管实施者是机构还是个人,都要依法进行。” (记者刘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