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康香阁
　　林甘泉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古代经济史学家和秦汉史学家。
　　弘扬传统文化有不同层次
　　问：您曾发表过《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和《历史研究应当面向社会需要》等文章，作为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在全国兴起一股国学热，有高校成立了国学院、儒学研究中心等，请您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谈您所理解的国学。
　　林甘泉：什么叫国学？说法很多，有的说十三经是国学，有的说十三经加上小学是国学，有的说经史子集是国学，有的说儒学就是国学，有的说儒道释是国学，有的先生认为《红楼梦》也是国学。
　　就学术史的发展来说，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辛亥革命前邓实等人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所提倡的国学，即已涵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说来，国学最初主要指经学、小学、诸子学和史学，后来胡适为《国学季刊》写发刊宣言，他开出的书目，实际上是经史子集全包括了。
　　如果说国学就是传统文化，许多高校文史哲的院系都有传统文化的专业，是否有必要都再挂一个“国学”的牌子呢？
　　问：您对社会上的国学热如何看？
　　林甘泉：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应该讲是个好现象。现在有些人对于丹颇有微词，我觉得没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于丹、易中天等人讲的内容存在一些缺点，他们有哪些地方讲错了，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没有必要全部否定。说人家讲的根本不是正道，这样的批评我不赞成。
　　但有一点要注意，不论是做专门研究或是做普及工作，都要踏踏实实地做，不要炒作，不要哗众取宠。
　　我们讲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把中国今天的事情办好，不是要搞民族主义。
　　问：今天讲国学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宣扬它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什么？
　　林甘泉：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还需要作很多努力。今天弘扬传统文化是为了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特点，了解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不是为传统而传统。
　　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讲传统文化要注意它的民族性、时代性，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对它进行具体分析，不要片面颂扬和加以美化。
　　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明的格局
　　问：有人认为21世纪是儒家思想的世纪，而且儒家文明要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甘泉：我不赞成。21世纪不可能是儒家思想的世纪，也不可能由儒家文明来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有些人希望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科学，也容易授人以柄，成为西方攻击我们搞民族主义的借口。
　　大家知道，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后来又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他站在西方的观点讲文明的冲突，许多观点我不认同。但是他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纪，西方文明不可能维持一个霸主的地位，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清醒的。
　　亨廷顿谈到21世纪世界多元文明的格局时，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说西方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是基督教文明，沿着一条线下来。直到19世纪，西方文明的中心一直是在欧洲，20世纪转到美国，它们之间有一个文明亲缘关系，这是一个事实，在转移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亨廷顿说，21世纪有好几种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及印度文明等，他特别提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关系。从文明的结构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没有亲缘关系，没有亲缘关系就存在着冲突的危险。他提出这个观点是希望给美国统治集团一个提醒，实际上也是知识精英的一种建议吧。亨廷顿认为大国之间应该避免冲突。但是他也知道，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它的西方价值观。
　　问：您的意思是两种文明是相对独立的？
　　林甘泉：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西方说的政治改革不一样。西方讲的中国搞改革，实际上是要用西方的价值观，用西方的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来改造中国。如果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那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西方化，那就跟西方一致了，从没有亲缘关系变成有亲缘关系了。
　　美国和西方大国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变化，才可以相安无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西方的这种观点是很不现实的，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同样，现在讲传统文化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我们固然要讲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事实。但讲到所谓的中国文明要引领世界，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要靠儒家思想来解决，这种说法就不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