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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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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学人言行的关联性是一大难题
2017-11-06 04:14:01北京日报
发布时间:2017-11-06 04:23:00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桑兵 网络编辑:刘冬
【导语】如果不能讲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天下人不可尽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终将害人害己,落得个身败名裂。

  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

  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环,是了解把握学人之间言行的关联性。记录学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还有间接材料,即使从类型上被归为直接材料的,也包含大量间接性的记述,未必都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作为证据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应当比勘互证,不能轻易取舍。

  学人言行的关联性如何认定,更是一大难题。近代以来,虽然引入西式的学术批评,学人可以指名道姓地点评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为后进新锐,高明者一般不愿公开臧否人物及其文字。除了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谈的直率之外,学人公开发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类的隐喻曲笔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

  近代思想学问大家,往往桃李满园,长才辈出,弟子大都是慕名而来,问学受教。若有叛离或被逐出,则是天大的事,弄得身败名裂。

  研究学人与学风,弟子对于老师学行的记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资料,一般学术史甚至认定为直接材料。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只是倘若将记述等同于事实,则难免偏蔽。诚然,时下不无盲目高估民国学人学问水准的现象,仿佛大师满地走,实则一些如今被尊为大师者,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准此,如何运用弟子的记述领悟呈现老师的学行,应当有所讲究。尽信书不如无书,无论使用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都不能简单采信,否则很容易导致偏听偏信。

  学风不仅关乎先生,也体现在学生身上。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专注于学生学习及师生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王学典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是这方面不多见的代表作。

  顾颉刚的众多弟子之中,成名的固然为数不少,惹是生非徒增烦恼的也不止一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论及的何定生之外,最令其头痛不已的当属孙次舟。抗战初期,孙次舟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研究项目,需要联系指导教授,阴差阳错,居然说动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具名。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使傅、顾二人大为困扰。1939年年底,孙次舟以中英庚款补助,派至华西大学,“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将孙次舟来函分别寄给担任指导之责的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在日记中记到:“孙次舟君才气甚旺,亦肯用功,而负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为狂生而已。英款补助,派至华大,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张校长将此信给我看,以我负有彼指导之责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导!”

  孙次舟治学好为驳论,尤其是针对名家手笔,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却往往不得要领。民国学界的骂人意在出名,而孙次舟敢于骂人,又不仅仅是为了出名,这很可能是自认为他与社会进行抗争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这是天才所共通具有的特质。除了骂人之外,孙次舟还喜欢翻案和出奇。

  有才气又肯用功的孙次舟,得到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眷顾,机缘运会也算不差。可惜孙次舟非但不受教,而且不自量,全然不守弟子之规。自大与能力不成正比,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学问也每况愈下。此一显例,师生都应当引以为戒。心存敬畏,潜心虚怀,治学才能循其正规。如果不能讲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天下人不可尽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终将害人害己,落得个身败名裂,岂不悲哉。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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